「初次見面，世界」：觀景窗後的孩子
回想 8 歲時的自己，假如有天因緣際會拿到了一台相機，首先會想要拿它來拍些什麼東西？世界很新鮮，充滿不知道的事情，容易好奇也容易吃驚，一台相機能陪你紀錄親身感覺的現實。
本次專欄收錄四本由小孩子拍的照片所組成的攝影集。就讀講求紀律的男校學生、被迫舉家遷移至難民營居住的小朋友、住在阿帕拉契山脈間的農家兒女、以及含著金湯匙出生在巴黎美好年代的小公子。他們的視線將如何帶領自己領悟周遭世界？
男孩與美好年代：《Lartigue: The Boy and the Belle Époque》
Jacques Henri Lartigue 在 7、8 歲的時候收到了生平第一台相機，還是男孩的他早早就學會拍照和進暗房沖片！誕生在法國上層階級，從小他被奢侈的生活風尚包圍，跟著家人去看賽車、開飛機、滑雪、挑選高級時裝。布爾喬亞式、沒有金錢之憂的生活型態奠定了他的創意生涯。Lartigue 的父親是一名白手起家的商人，他認為 Jacques 和他的哥哥不必去學校上課。「我的錢不怕不夠，我的孩子應該要學會如何花用我的財富。」所以他所聘請的家教老師，首要任務就是讓兒子們玩得快活。
本書《Lartigue: The Boy and the Belle Époque》的編者 Louise Baring 聚焦 Lartigue 在 18 歲以前的兒時少年的人格養成時期。鏡頭紀錄著豪奢的成長環境，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舉家搬遷至奧弗涅鄉下隱居。
拿著 1888 年才被發明的柯達相機，這位年輕的攝影師順手紀錄著周圍親人在巴黎外圍的布洛涅林苑游船、沐浴在諾曼第海灘的太陽下⋯⋯上流社會的生活風景經過男孩的觀景窗，直覺而自然地記錄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前，他將屬於普魯斯特、德布西、那比派的美好年代（Belle Epoque）的法國盡收眼底，也藉由相紙保留起來。
那個年代，藝術家們開始使用攝影來幫助創作。Pierre Bonnard、Eduouard Vuillard 等那比派畫家參考鏡頭的透視作畫，攝影家 Eugene Atget 在土地開發商於巴黎擴張版圖前記錄下舊巴黎建築，而 Lartigue 則掌握了快拍的技巧，捕捉人事物在現實中進展變化的樣態，幫助奠定屬於 20 世紀的一套新視覺語言。一戰後也和那個時代最為知名的藝術人物 Pablo Picasso、 Jean Cocteau、Federico Fellini 等人建立起深厚友誼。
「戰爭當然使我們變得不快樂。」他在一本秘密日記裡這樣寫道。「但其實我們仍然自得其樂，常運動，找樂子。」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縮減了他毫無後顧之憂的年輕歲月，但是他對生命依然保持著兒童般的熱情，晚年成為了頗為知名的畫家。仔細觀看美國導演 Wes Anderson 在《都是愛情惹的禍》(1998) 和《海海人生》(2004) 裡都能見到以 Lartigue 作為範本的角色身影。
隨著戰爭飄移的家鄉：《I see the air fly》
在土耳其東南部距離敘利亞邊境僅幾公里的馬爾丁城中，相機不僅促成一種新奇的玩耍方式，亦是難民孩童理解周遭世界的途徑。身為敘利亞難民的年輕攝影師 Serbest Salih 深信攝影是一門療癒人心的共通語言，於是為大多自敘利亞、伊拉克流離來此的年幼難民成立移動式暗房 sirkhane DARKROOM，巡迴在村落與村落間，鼓勵孩童拍照、顯影再印出作品，投入各式各樣的實驗；其中 "sirk" 為土耳其語的「馬戲團」，後半詞 "hane/xane/khane" 則為土耳其語、庫德語和阿拉伯語中的「房子」，從字根到由來，皆反映所在地兼容並蓄的民族組成和歷史。
在一群年幼參與者共同創作的《i saw the air fly》中，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化為一匹無垠布幕，襯著小小攝影師們自導自演的幻夢、遊戲與探索時光。孩童從聯合國難民物資箱裡向外探出頭來；仰頭時望見天空乾淨開闊，唯一例外是恰好飛過畫面邊緣的戰鬥機；觀景窗內無所不在的暗示，透露戰事近在咫尺。
書中的影像並未站在第三者角度旁觀，或將他人的疾苦傷難反覆塗抹得益發濃重，而是直接從孩童澄澈好奇的雙眼出發，看驚喜和玩興隨著躍動的視線此起彼落，朋友和家人的登場方式各式各樣，有時上下顛倒、探身越過窗框，有時裝扮得異想天開。滿載歡笑的《i saw the air fly》彷彿一冊證物，見證想像力蘊含的無窮韌性、攝影的療癒力量，以及童年時代特有的迷人目光。
在阿帕拉契山中做夢：《Portraits and Dreams》
美國攝影師 Wendy Ewald 在剛畢業、年僅25歲時，租下肯德基州 Ingram’s Creek 一處美麗郊鄉中的小屋，就在北美東部最廣大的阿帕拉契山上。她想要認真了解這個新的生活環境，但走到哪裡都發現自己是局外人，只能看到最一般的日常風景。
她想起大學暑假時曾參與促進北美原住民部落經濟發展的非營利計畫，帶領過部落孩子們學習攝影，於是她向當地的小學提案，不久就開始在三間不同的小學開始教學，甚至在其中兩間蓋起了自製暗房。一開始開始執行計畫還沒有空間資源，暗房只能設置在煮熱水的鍋爐房，整個空間又熱又吵，和孩子們交談都必須要用吼的！
為了避免孩子們把免費擁有一台相機當成理所當然的事情，每位同學必須付 10 美元向她購買柯達 Instamatic 相機，如果無法以金錢購買，他們必需透過除草坪、簡單的烘焙特賣等方式，以勞力換取這台相機，並且必須負起好好保護它的責任。某些時候孩子們特別有拍照的衝動：殺豬的時候、小馬誕生的時候、朋友生日，大家玩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學習紀錄自己的生活，也藉此發現他們各自的恐懼和夢想。除了引導孩子們攝影，她也個別訪問他們關於住在山上的生活故事，並收錄在書中。
平衡紀律與自我獨立：《Blue, See Mount Song Los Domadores》
講求秩序的紀律規範之下，不合群的異類難以被容忍。不守規則的人將會受到特殊處置，直到他和其他人一模一樣為止。在本書《Blue, See Mount Song Los Domadores》裡，比利時攝影師 Titus Simoens 橫跨比利時、中國、古巴，拜訪了三間透過嚴厲紀律來管理秩序的男子中學。在每一間學校他待下數個月，朝夕與學生們相處，嘗試讓自己的外人身分逐漸轉變成和男孩們的影子一樣自然。他伺機而動，為了捕捉孩子們偏離例行活動的片刻。
那些片刻被集結在這裡。跳脫絕對服從的生活，露出孩子們的真實本色：他們從未停止身為獨立個體的存在。在 Simoens 的影像裡，他並不刻意強調學校軍訓化管理的冰冷事實，有時候觀者只能透過背景和孩子們的肢體動作略知一二。鏡頭除了捕捉男孩們生活、玩耍在一起所創造的情誼之外，也能看到從偏遠地區來上學的孩子，如何克服、磨合那個他們所來自的小世界，以及新來到的僵硬體制。
身為一名手持相機的局外人，Simoens 和學生群體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隔閡。他深知自己拍攝得到的僅是故事的其中一面，離全貌尚有一大段距離。為了讓故事中更多率真沒有顧忌的樣貌得以顯露，他發即可拍給每間學校的孩子們，希望他們在私下時間記錄彼此、也記錄自己。孩子們藉由底片掌握敘事權，每張隨拍透露對環境、同儕的好奇，當然還有對這新鮮、奇怪又特別的攝影計劃所抱持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