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無禁忌的裸體與性自由革命，中國攝影師任航：性別只有在我做愛時才重要

2017 年 2 月 24 日，任航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終年 29 歲。

生於中國吉林，任航是一位早慧的攝影師和詩人。他的作品描繪了受次文化影響與都市化的中國青年，展現了解放身體和情慾的探索，挑戰著世俗的價值觀。鏡頭下裸體的男男女女，在戶外、在樹上、在天台上，像積木一樣疊起來，頭裹著八爪章魚，體腔裡冒出電話線和花──任航抓住腦海中浮現的靈光，拍下充滿隱晦暗示、刺激和挑逗的畫面，時而帶點幽默與驚奇感。

2010 年代，任航在國際享有名譽，曾受《紐約時報》專訪、作品登上知名攝影雜誌《Aperture》的封面，然而在中國卻飽受批評，曾在拍照時被警察追捕、禁止展出，對此任航已經習以為常。「我並不太認為我的作品是種禁忌。因為我不會過多地去考慮文化背景，或是政治背景。我不會去刻意挑戰界線，我只是在做我想做的而已。」

身材削瘦，生性靦腆，任航一向站在性別流動的世界、創作自由的前沿，人們經常將他看作一位非典型的鬥士，然而他的作品更關乎個體自由，回歸我們與生俱來的樣子。「我們天生是裸體的……我只是在自然條件下拍攝東西。」任航自白。

死了跟活著差不多，那就躺著吧

2017 年的除夕夜，任航在微博上發表一段話，說每年的願望都一樣，希望早點死，並在隨後轉貼表示，希望今年能夠實現。

28 天後，警方在北京的炫特區拉起封鎖線，經過調查已排除刑事嫌疑。任航的母親抵達北京時，發現所有照片都被收了起來，不見兒子身影。2 月的最後一天，她躺在床上，嘴唇乾裂，神情恍然，不斷喃喃自語。「他那麼優秀，一米八的大高個。」任航的老朋友表示，之所選擇在這裡跳下，是因為他喜歡這地方。

足足 28 層樓那麼高。

這並不是任航第一次站上高樓。高中有段時間，他天天逃課，騎著單車在縣城繞圈，四處尋找合適的大樓，特別是樓外有鐵梯直達樓頂的那種。有次他在朋友家，突然覺得不行了，就跑到窗戶邊，離地二三十層高，趴著不動，直到朋友回到家，當場給他下跪。「他一邊哭一邊說，你要死不要死在我家，死在哪都行，反正你今天不能死。」

時好時壞的精神狀況，源自於漫長的憂鬱症病史，伴隨任航短逝的青春年華。他曾在日記中詳細描述十年憂鬱症的體驗：「把自己摔倒也是對抑鬱的一種抗衡，每當我碰觸到地面就徹底躺平，行人啊，車輛啊，都可以從我身體上踩踏過去、碾軋過去⋯⋯所有關注過的事件都歷歷在目。」

有次他和朋友吃飯，放著音樂聊著天，開開心心的，一鍋湯被端上桌，任航突然覺得不行了，一秒都不行，於是當場把熱湯澆在頭上，那時他還沒有看過醫生，直到大學一二年級才開始吃藥。「名字忘了，抗抑鬱的外國的，結果不行，有依賴性，吃了之後就像死人一樣，就躺在那，確實也不難過了，但也不高興⋯⋯死了跟活著也差不多，那就躺著吧。」

他一直想找出生病的原因。小時候，他在中國東北的吉林長春市長大，父親是鐵路工人，母親曾在印刷廠上班，一家三口的生活平凡而安逸，對於這段經歷，任航並沒有任何可抱怨之處──沒錢，失戀，被欺負，家庭不和，父母離異，全部都沒有。

「可能就是太正常了。」他說。「這是一種沒有答案的痛苦，當你不明白為什麼，你也不能用了解的所有的你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去解構它的時候，你就會變得很害怕。」

那些深深的迷惘、無止盡的流亡與奔逃，活生生的刻劃出當今青年的內在精神，貫穿任航作品的本質，不只是照片，也存在於他的詩作之中。任航離世後，網路上流傳著一首他寫的短詩：

「我們一直在迷路／彷彿這世界沒有／我們的容身之處。」

除了照片，無話可說

任航的攝影生涯始於大學。17 歲，他被通知考上了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念的是廣告學系。為了讓他紀錄在首都的生活，母親將一台傻瓜相機交給他，報紙郵購買來的，簡單、直接，不用思考，只需按下快門。大學生活百無聊賴，任航相機不離手，看到什麼就拍，花花草草、建築物、身邊的同學，然而當時攝影只是他諸多興趣的其中一項而已。

第一次拍裸體是 2007 年，當室友脫光衣服的時候。「我們住在一起，然後他們洗澡，我就隨便拍了拍，他們對我也比較放心。」就這樣，任航標誌性的裸體攝影風格就此開啟。有趣的是，當初母親給的那台傻瓜相機，可以說直接定義了任航往後的創作精神：簡易的、直覺的、本能的。後來當任航受邀去國外拍照，主辦單位準備好一群職業模特兒、一卡車的衣服和足球場那麼大的場地，這位來自中國東北的削瘦男孩，頸上掛著傻瓜相機直接上陣，所有人當場傻掉。「器材不重要，」他說。「數碼太重了，而且要調光，等調好光我的想法都沒了。」

非攝影科班出身之故，任航討厭回答跟攝影史、藝術史相關的問題。在他早期某些期刊訪談中，採訪者習慣用典型的評論術語，堆砌出話語的深度，並預期藝術家會喜歡這種滔滔不絕的論述，但任航的回答都只有短短幾個字：恩、可能吧、不知道、也許吧、沒想過、沒有。執筆《新周刊》任航專訪記者的宋爽曾表示不可思議，因為在問了至少 30 個問題後，採訪仍不到一個小時。「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幾乎算的上任航的標籤了」。

比起審慎思慮，任航更喜歡追求美的、好玩的、刺激的東西，拍攝也經常沒有太多計畫，到了現場就能自由發揮。當他和朋友踏上大廈頂樓，看到樓頂搖搖欲墜的懸空遮雨棚，覺得特別美，爬上去就開始了拍攝，後來他突然想拍蛇，就在微博上找人借來一條帶到拍攝現場，結果蛇受到驚嚇，一口咬進他手裡，鮮血湧出，任航只是用水沖了傷口，貼上 OK 繃繼續拍。

拍完後，任航不會修圖，底片沖出來是什麼就是什麼，他格外享受等待沖洗的過程，因為「有情感的東西在裡面」。他不解釋自己的作品，也沒想過要用照片傳達什麼，對他而言，技術、計畫、論述都不是重點，工具本身也沒有特殊的意義，隨性就是最好的安排，按下快門的瞬間就能實踐自己的美學，這樣的理念也體現在任航的作品集和攝影展之中。每幀作品都沒有標題，展場內除了展覽名稱，看不見任何文字，和許多攝影師相比，任航的創作相當直觀，以他自己的話來說——很膚淺。

「我沒有介紹，我從來都不介紹的。」這是 2016 年任航在紐約個展記者會上說的第一句話。「我的照片就是我的生活，沒什麼可說的。」

我們把身體藏在文化之中

相較於許多同輩的藝術家，任航成名的相當早，20 歲之初便體驗了名譽的滋味。2009 年起，他在國外獲得空前的迴響，不僅榮獲《紐約時報》專訪、作品登上知名攝影雜誌《Aperture》的封面，更受邀與世界級的時裝品牌如 Gucci、Rick Owens、Loewe 合作，參與超過百場展出，作品遍及英國、法國、德國、瑞典、意大利等 20 多個國家。

然而與國外截然相反，像任航這種「反體制藝術家」，在中國的命運總是相當坎坷。由於照片尺度太大，任航在中國飽受負面批評，他的展出曾被勒令關閉，拍照時被警察追捕，甚至沒收相機，微博帳號也被下架過至少兩次。有次在北京辦完展，任航去展場拿照片，發現一塊玻璃上有兩塊黃黃的痕跡，策展人告訴他，好像有人在上面吐痰。

「在中國拍裸照非常困難。」任航在採訪中說道。「他們認為裸照是一種不敬，甚至是一種墮落，因為裸照顯示人們認為應該是私密的東西⋯⋯我們把身體藏在我們的文化之中。」

在中國，色情照片從 1949 年起就被明令禁止，但它真正的定義卻一直有意的維持模糊，因此擁有不穩定的詮釋和起訴空間。有評論家認為，任航作品中的赤裸身體和硬挺的性器官，是在一個相對保守、嚴格控管的社會中所煽動的性革命，以及對自由和創造性的鬥爭。「我不想別人認為中國人就像是沒有性器官的機器人，或者把他們的性器官當成一個見不得人的秘密。」他說。

僅管遭受律法和社會風俗的限制，人們對裸體肖像的需求卻越來越大，尤其是對現今的中國年輕人而言，他們更渴望以攝影紀錄自身肉體的盛年。站在任航鏡頭前的，大多是他的朋友，合作多年下來，已經發展出一種「說拍就脫」的默契，到後來任航也拍陌生人，其中不少是他的仰慕者。「想被我拍，可以全裸的人，都可以發送你的名字、照片、電話和所在城市，到我的郵箱。」一段直白的招募訊息，被置頂在任航的微博帳號上。

在 2013 年 VICE 雜誌的採訪中，任航被問到，為何幾乎每張照片的人物都是裸體？他表示，那是我們降生世界之初的樣子，也是我們最原始的樣貌。透過拍攝裸體，任航能感受到人們最真實的存在，而在男性和女性之間，他並不傾向於任何一邊。「性別⋯⋯只有在我做愛的時候才重要。」任航的模特兒們大多年輕漂亮，可是並不妖艷，挑釁但不冒犯，露骨但不全然關乎性，即使是最極端的畫面中——尿液、插入、很多很多的勃起，也隱約帶有某種乾淨的疏離。這是某種宣言嗎？直挺挺的性器象徵的是什麼？

「拍陰莖的照片是沒有意義的。」當任航被問到作品是否隱含對父權社會的宣示，他如此回答。「但我覺得勃起的陰莖是最真實、最美麗的陰莖。人們有時甚至會忘記自己有陰莖，除非它是勃起的，我認為這是非常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