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引用自身記憶的權利後:從香港攝影師黃勤帶《'89 Tiananmen》,看影像如何對抗色偏扭曲的歷史

布條翻騰,烏黑的熱血一潑上白布就留下淋漓痕跡,字字句句刺穿 1989 年滯悶的夏日薰風:「社會最不安定因素是貪官污吏」、「真理屬於人民」、「對話要有誠意」⋯⋯人說大悲無言,抗爭得久了,語言的分量在無力感中悄然貶值,於是包青天肖像畫也被高高舉起,入鏡的布上殘餘「我哭」兩字,似乎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失了聲。

然而,一旦換個角度,仍照見學生成群結隊高歌著前進;有人從簡陋帳篷中探出頭來,稚氣未脫的雙眼炯炯;其中一張,抗爭者冒雨一手緊抓著湊合將就的旗竿,另一手比的 YA 與從容的笑意相映。畫面中的象徵分布得堪稱工整,可見充滿理想的訴求在握,可是相機一靠近,青春身體對拍照情境的反射動作又折射出關於當下的感知,觀者遂清晰地知道彼時彼刻,事態發展還沒荒謬到超現實的地步,當事者也仍記得如何亮著眼睛眺望願景。

劃時代事件總有劃時代的照片見證,當事件入土而不安後,影像便以記憶、真相與辯證結晶之姿重新出土,反反覆覆,好比香港攝影師黃勤帶數度再版、從世紀末持續啟發人心至今的代表作《'89 Tiananmen》。

當影像成為抵抗遺忘的籌碼

1957 年生於大澳的黃勤帶,於 70 年代末加入香港新聞界並長年擔任攝影記者;80 年代赴東京工藝大學(前身為東京綜合寫真專門學校)留學,進修攝影。有別於許多報導直接以關鍵字命名,《'89 Tiananmen》中文書名叫「89廣場的日子」,時、空俱全,格式乍看之下近似日記,由 100 多枚影像串成的脈絡比起一般報導,也因此洋溢著更豐沛的日常氣息,譬如空飲料罐零星散落在長安街上,隱約綿延成相對輕鬆的在場證明;某張照片把視野拉進北京飯店,客房內的電視機上,麥克風環繞著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發言人,對話的路徑頓時現身,令長達數月的拉鋸顯得更加立體。

從日拍到夜,未見一股經壓縮而失真的緊湊氣氛,那是因為,黃勤帶並非被事件拽去現場的旁觀者——那年 4 月,他本來就在北京採訪體育賽事;注意到抗議活動後,他旋即向任職的《文匯報》請了長假,主動著手報導這場後來中國史上最大規模的民主運動。雖然中途曾回到香港,但一得知現場展開絕食,他又回去陪著抗議學生,直到最後那日,坦克、槍砲銜命瞄準同胞,天安門大屠殺就此在難以置信的睽睽眾目前爆發。

89、廣場、日子。5W1H 分析法築起這本攝影集的敘事架構,至於何人 (Who)、何事 (What) 及如何發生 (How) 則悉數落入照片,唯有獨裁政權執迷不悟的緣故 (Why) 至今依舊無解,反倒隨肅殺氣息矛盾糾結地闖進蜿蜒胡同,在每個中國人的內心深處打上死結。

從此以後,中國特色行事曆上又一個日子被消失,保全記憶尚且不易,堪稱物證的底片更瞬間成為個體和獨裁政權及時間對賭的籌碼。例如《美聯社》攝影記者 Jeff Widener 靠著電話線,用時速一張的方式屏息將真相送出中國;馬格蘭攝影通訊社的 Stuart Franklin 託法國學生用茶葉罐走私底片,也成了當年鋌而走險的軼事之一;黃勤帶的《'89 Tiananmen》歷經 1990 年初版、2011 年再版、2024 年推出新版並榮獲 2024 阿爾勒攝影節歷史書獎,就這麼變成一枚有機的時空膠囊,靠不斷進化來對抗龐大的記憶抹除工程。

學生才是運動的主角

「如果說相機是一台『記憶裝置』的話,那麼在這裡刊出的六十三張黑白照片,無疑紀錄了我在一九八九年北京民主運動中的所見、所想⋯⋯」事發翌年的夏天,黃勤帶首度出版《'89 Tiananmen》時寫道:「作為一個攝影工作者,置身於這樣的歷史場合,我本能地透過觀景器的框框,去紀錄自己對這次歷史運動的視點和感受。」

然而,現實拋出難題:若給定同樣的時空背景,記憶有可能處於疊加態嗎?一樁分明發生過的大事,有沒有可能逐漸變得若無其事,或衍生出自相矛盾的若干解釋?

書中某張照片的說明是「4 月的時候,來自北京好幾所大學的學生集結起來,悼念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時隔 20 年後,《重返天安門》作者林慕蓮書寫時亦試圖用影像當試紙,探測一場集體記憶經年後的能見度如何演進,而她的實驗方法,正是抽訪北京四所大學約百位在校生。結果,只有 15% 確知經典「坦克人」照片的含義,隨後要不是選擇避談,就是早已大量攝取官方意識形態,對真相之殘酷徹底免疫,深信軍事鎮壓才是正確的處置手段。

往昔人類以文字、符號紀錄作為信史的基準點,如今,信與不信已由不得你。正因如此,《'89 Tiananmen》中的影像至今仍舊能引起深刻共鳴,不單單因為事件本身的歷史重量非凡,其中的視角更是關鍵——黃勤帶實實在在與學生共同生活了數週,近距離拍下他們的身影、希望、韌性和決心。

真實世界中的歷史和災難往往來得隨機,相機作為即時擷取、接收的機器,反應慢半拍就會錯過重要時刻,若精準過了頭又顯得矯情,居中拿捏的依據與其說是客觀,不如說是面對感慨,然後盡力坦率。參與其中的他視學生為運動主角,不突顯特定領袖的光環,切換焦段的時機甚至有點缺乏章法;小自無聲的抗議物資、每一張面容,大至張力十足的戲劇化場面誘惑,他都一視同仁;有些畫面像是信手抓起相機就按,卻因此保留了無從模擬複製的臨場感。

收妥人性火花的餘燼,用銀鹽為真相鍛造返鄉之路

1998 年,黃勤帶曾重訪北京,才剛踏出著名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家門,就發現自己被黑頭車跟蹤了。懷揣丁子霖自編的六四受難者名錄,他的腳步自然而然走向公墓,尋覓在 1989 年 6 月逝世的青春殘影;回港後比對名錄和墓碑照,果然找到五,六枚一致姓名,「印證死難者家屬(的說法)是我做記者的本分。」做了一輩子記者的黃勤帶淡淡說道。

後來,再版的《'89 Tiananmen》除了事發約兩個月間所拍的 102 張,也額外收錄這次「追新聞尾」所補的 6 張照片,最後,全書收在黃勤帶撰寫的幾段文字中。

黃勤帶曾形容八九民運是「中國土地上綻放過最美麗的人性火花」,當場景逐漸喪失引用自身歷史的權利,無邊際的極權終於掩住火花。儘管如此,牆外仍有許多人堅持撿拾著史實灰燼,不僅築起另類防火牆,竭力抵擋意圖篡改記憶的洪水猛獸,也為未竟的自由留下憑據。

「從這次事件我明白到,歷史在中國不是那麼簡單,它是一種非常曲折的東西。」——黃勤帶,〈六四30周年 - 我是記者 黃勤帶 - 六四新聞尾未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