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彩色攝影大師 Fred Herzog：孤獨半個世紀，他在相機背後找到了平靜
被譽為攝影史上第一批大量拍攝彩色照片的人，早在彩色攝影蓬勃發展的 20 年前，攝影師 Fred Herzog 便開始使用柯達彩色膠卷，默默的在溫哥華街頭拍攝了半個世紀。
鮮豔的霓虹招牌、眼花撩亂的二手商店、夕陽下的髮廊以及熙來攘往的街道⋯⋯自從 22 歲移民至加拿大以來，他在白天做著冰冷的醫學攝影工作，傍晚與週末，則用相機捕捉下這個多姿色彩的城市。大量的照片建構起加拿大的城市景觀，勞動階級的日常，同時捕捉到戰後多元社會的嶄新面貌。
移民以前，Fred Herzog 在德國度過童年，小時候曾跟著狂熱的母親參與希特勒的集會。二戰開始後，母親過世，一顆炸彈落在他的家中，雖然奇蹟似的生還，卻深深影響了他幼小的心靈。「那是我個人經歷過的最大創傷⋯⋯我擁有的一切都消失了。」
戰時的童年經歷，激發了 Fred Herzog 日後強烈的攝影本能，在相機背後找到了某種平靜。儘管自 50 年代起就創作了大量的彩色照片，卻因當時的沖印技術無法達到他的預期，這些影像從未公開發表，直至 2007 年溫哥華美術館所舉辦的回顧展，才終於被世人看見。
被遺忘的色彩工藝，柯達彩色膠卷
談起彩色攝影的發展，最廣為人知的莫過於 1976 年美國攝影師 William Eggleston 於 MoMA 舉辦的世紀攝影展，堪稱當代攝影的分水嶺。然而相較於著名的彩色攝影先驅者，比如 60 年代的 William Eggleston 和 70 年代的 Stephen Shore，早在 50 年代初，Fred Herzog 便開始使用柯達彩色膠卷，默默在溫哥華街頭拍攝了半個世紀，也是攝影史上第一批大量拍攝彩色照片的人。
1930 年出生於德國，Herzog 從 22 歲輟學移民至加拿大以來，一度身無分文，曾在貨船上打工度日，27 歲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醫學攝影師，一做就做到了 60 歲。白天他做著冰冷的醫學攝影工作，夜晚或週末，就帶著相機穿梭在溫哥華街頭。儘管曾在全球各地的城市拍照，溫哥華依然是他鏡頭裡的常駐風景，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徘徊了超過 50 年。
「1957 年我成為了一名醫學攝影師，同時也成為了一名嚴肅的紀實攝影師。我選擇紀實攝影的原因——我甚至不知道這個詞語——我懷著極大的愉悅走在溫哥華的老舊街道，看著二手商店、人們和路標。對我來說，那是一種直接跟我說話的生命力。」
Fred Herzog 喜歡使用柯達彩色膠卷（Kodachrome）拍照。不同於底片，柯達彩色膠卷通常以小小一張幻燈片保存，色調逼真，鮮豔，粒子細，在黑暗中可維持 100 年不褪色。由於光敏度低，它在技術上並不適合布列松式的瞬間抓拍，需要較長的曝光，將周遭時間放慢下來。在那黑白攝影當道的年代，他會選擇這個媒介還有一個相當單純的理由：沒時間。
「首先，如果你拍黑白照片，只會有最基本的資源，負片。這需要圍繞在暗房裡『起舞』，需要時間、耐心和經驗。理想情況下，你是一個有閒的人，一個英國紳士。許多英國紳士製作嚴肅而美麗的攝影⋯⋯我沒有時間去做。這是我拍彩色照片的原因之一。我得到 36 張幻燈片，漂亮，完工。」
隨著家庭幻燈片的過時和數位化的崛起，柯達彩色膠卷在 21 世紀初正式停產，然而那些取代舊時代的新技術，卻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呈現了膠卷的成像。在數位掃描、現代印刷等技術革新之下，Fred Herzog 的作品被賦予了新的生命；其中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所謂的「柯達克羅姆紅色」，這種脫俗的顏色，是許多攝影師夢寐以求的色調。「柯達克羅姆紅色，只出現在幻燈片中，這是他的繆斯。」評論家 Sarah Milroy 曾如此描述。「他許多最好的照片都以這種原色為基調。」
德國二戰回憶：「我擁有的一切都消失了」
Fred Herzog 最早開始拍彩色照片，是在 1953 年，僅是他移民到加拿大的一年後。這個時間點至關重要，因為對他這樣一位歐洲移民者而言，遠渡到一個嶄新的大陸，以及開始用彩色媒材去探索世界，發生在同一個時期。因此，若要深入探究他的攝影脈絡和動機，勢必要追溯到他移民前的生命經驗。
整個童年，Fred Herzog 都在德國西南部的司徒加特度過。那是動盪的 1930 年代，美國深陷經濟大蕭條，西班牙如火如荼的內戰，當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最高元首，他只有四歲。對於戰爭將至，他的父親感到憂心，但他的母親卻熱衷於納粹的崛起，甚至帶著年幼的他參與希特勒的集會。在他九歲那年，納粹德國出兵入侵波蘭，正式開啟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戰爭開始不久後，傷寒帶走了他重症不治的母親，緊接著一顆炸彈從天而降，摧毀了他父親的工廠。當時他的父親正在家中吃午餐。不久後，另一顆炸彈落在他們家中，他們由於前往附近的小鎮而又逃過一劫，然而在戰爭的苦難中，倖存與傷亡並沒有太大的區別。「那是我個人經歷過的最大創傷⋯⋯我所有的書和玩具、我擁有的一切都消失了。」
歷經六年的激戰與轟炸，柏林最終被蘇聯軍隊攻陷，希特勒將一顆子彈射進自己右側的太陽穴，二戰結束，無辜的德國人民必須以某種方式承受戰敗的事實，包括回到學校的孩子們。「最令我意外和最震驚的事情之一，是戰後我和我的同學們見面，沒有任何一個人談論他們戰時的經歷，」他說。「他們只想談論足球。這對我來說是毀滅性的。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場戰爭已經被他們遺忘了。」
戰後一年，Herzog 的父親也過世了，之後他以孤兒的身份寄宿在一位繼母家，卻遭受冷眼相待，過了一段挨餓的日子。1952 年，還沒從學校畢業，他便搭上一艘船，帶著僅有的相機和攝影器材，跨越大西洋抵達加拿大，卻在第一天就花光了積蓄。他賣掉心愛的硬幣收藏，換來不到四塊錢，並將攝影用的放大機（Enlarger）抵押在二手商店，一年後在溫哥華定居了下來。
「我想他是懷著恨離開德國的，」他的老朋友魯特曼（Jack Rootman）說，這位瘋狂的外科醫師，數十年來曾多次陪伴他在城市裡拍照。魯特曼認為，正是 Fred Herzog 的戰時和戰後經歷，激發了往後強烈的攝影本能，那是一種必須親自確認、揭示、證實，並試圖看透真相的執著與衝動。「他發現自己曾活在一個真相比表面更加黑暗的社會⋯⋯而當他來到一個光明的社會時，他要確認它的真相和表面是否一致。」魯特曼說。
最終，這位在戰爭見識過太多的男孩，在相機背後找到了某種平靜，從而提煉出一種「探究事物原本面貌」的好奇心。自 23 歲定居溫哥華以來，他不斷帶著相機走上街頭，摸索出一條固定路線，穿越城市的繁華地帶，空曠的郊區和空地，並在往後 50 多年不斷重複。香菸廣告、告示牌、街頭塗鴉，霓虹燈和飲料招牌，被撕掉一半的海報拼貼，以及那些被遺忘的工人階級、邊緣者、少數族群，城市中較為雜亂而礙眼的一面，在他的鏡頭中永遠定格下來。
從殘瓦廢墟的年少時代，蹣跚走來，以明亮的色彩，照亮了另一座城市的歷史。攝影成為了記憶的避難所。而那些彩色膠卷，則成為 20 世紀溫哥華黃金年代的見證。
半世紀的孤獨，晚年功成名就
經過了多年沈寂，溫哥華美術館終於為 Fred Herzog 舉辦了首場回顧展，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場展覽。那是 2007 年，他已經 76 歲，滿頭白髮，距離第一次拿起相機，已過去半個世紀。多數情況下，這通常是一位藝術家在晚年最後的容光，但情況並非如此；相反的，他的職業生涯才剛要起飛。
2007 年起，多場回顧展相繼在紐約、柏林、倫敦和巴黎舉行。為了一睹他的作品，數百人在週末湧入加拿大各地的藝術空間，包括位於首都渥太華的加拿大國家美術館。2014 年，他獲頒 Audain Prize 視覺藝術終身成就獎，同年他的作品〈Bogner's Grocery〉被加拿大郵局以限量版郵票發行，成為國家級別的攝影大師。
「回顧展是一個轉折點。」曾主辦 Fred Herzog 展出的畫廊老闆安迪（Andy Sylvester）說。他認為，那些從 1953 年起拍攝並持續至今的大量彩色作品，早先於彩色攝影的全盛時期，對攝影史來說，無非是驚人的創舉。「一段時間之後，我相信 Fred 的作品將被列入彩色街頭攝影的萬神殿。」
除了對彩色攝影的貢獻，安迪也提到其中的不尋常之處。許多藝術家是在畫廊、博物館等機構的長期支持下，才能創作出重要的作品，幾乎沒有人像 Fred Herzog 這樣，在無人支持也沒有展出的情況下，持續創作這麼長一段時間；另一方面，那些在他晚年終於如雪片般飛來的名聲與榮譽，儘管是他應得的，卻也來得太迅速、太猛烈了一些。
「這是我 31 年來從未見過的現象，」安迪說。「因為通常這需要好幾十年的時間，但在家中樓下藏著一堆頑固地堅持的作品也很不尋常⋯⋯想想看，如果一位作家不斷的寫作，但 54 年來沒有人發表你的作品。我的意思是，你會放棄吧？」
在安迪的主導下，一場大型回顧展在溫哥華東區的 Equinox 藝術空間開幕了。這是 Fred Herzog 迄今為止最大的展覽，比 2007 年溫哥華美術館的展出還要盛大。超過 120 幅彩色照片，井然有序的掛在白色迴廊中，三層樓挑高的天花板，光線明媚，寬闊而亮眼。當 Herzog 走進這個空間，看見自己曾走過的街角、人群喧鬧的市中心、已經消失的商家店鋪，過去的時光歷歷在目，超過半個世紀無人知曉的漫長歲月，一路走來，他的心情是難以言喻的激動。至今安迪仍然記得那一刻，年過 80 歲白髮蒼蒼的他走進展場的畫面：
「他沉默了很久。然後他慢慢地，拿出相機開始拍照。」
作為 Fred Herzog 最完整的生涯作品集，此書《Fred Herzog: Modern Color》由德國出版社 Hatje Cantz 出版，收錄超過 230 幅作品，包含許多從未重製過的影像，彷彿沈睡半個世紀，完整重現這位攝影大師的豐富色彩和紀實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