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烏托邦之城、香港史上惡名昭彰的建築巨獸──九龍城寨

不論是科幻電影經典《銀翼殺手》的灰暗都市、《攻殼機動隊》的混亂街景，都不難從中窺探出九龍城寨那陰鬱破敗的形象，一個將所有骯髒、禍害、危險、黑暗集於一身，令人懼怕卻又不禁嚮往的社會。雖然九龍城寨如今已經消失，但那些浮誇的違章建築與龐雜的水泥叢林，卻從未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被人們遺忘。

在城寨正式清拆前，加拿大攝影師 Greg Girard 與英國建築師 Ian Lambot 踏入其中，記錄了它的最後歲月。最終出版的《City of Darkness Revisited》收錄了城寨的建築結構與大廈景觀、居住於此的人物特寫和生活面貌等珍貴影像，八篇深度文化評論與報導，以及過去未曾發表的城寨居民與工作者訪談、歷史影像及文件，300多頁的篇幅，完整重現了黑暗之城的全貌。

城寨的弔詭之處

九龍城寨給世人的印象，是一種人間地獄的完美形象，一個令香港政府和市民鄙夷的巨大建築怪獸。與香港島隔海相望，佔地只有大安森林公園的十分之一，人口密度卻是台北市的130倍，成為彼時世上人口最稠密的聚落。因為疏於管理、也無人敢介入，它就這樣在這海灣地帶自生自滅，孕育出戰後香港犯罪與黃賭毒的主要溫床，也是香港最黑暗的歷史之一。

二戰結束後，因應大量移入的人口，那些粗製濫造的建物開始在這裡頻繁出現，從原本兩層高的簡陋平房，瞬間變成十層以上的高樓叢林。它們的建造過程大多沒有設計圖，有些只靠目視進行，毫無規矩可言，無法無天地擠在一起、愈蓋愈高。密密麻麻的管線和裸牆，吞噬了所有空間，遮蔽了天空，陽光無法穿透，讓底層住戶永遠活在陰影之中。

然而這種漫不在乎的搭建，或許不如它的表面所暗示的那樣惡名昭彰。英國《獨立報》駐外記者 Peter Popham 曾在八〇年代親自走入城寨，並描述了初訪的感受：「最令我們印象深刻的，是這個地方的弔詭之處⋯⋯在一些人眼中，它是前所未有的粗鄙、絕望、邪惡；但在另一些人眼中，它則有種前所未有的詭異美感。」他說。「它雖有可怕的缺點，但它的建造者和居民所成功創造的事物，是擁有一切金錢資源和知識的現代建築師所無法做到的。」

理想城市的誕生

城寨的結構雖然看起來岌岌可危，卻從沒發生過嚴重的倒塌事故，建築物能夠維持屹立不搖，正是源自於它們過度緊密鑲嵌的相互穩固。巔峰時期的城寨，融合成幾乎連成一體的建築團塊，形成一個生機勃勃的有機體：走道、水管和電線彼此蜿蜒交錯，外圍雜亂無章的陽台與門窗佈局，使得家家戶戶界線模糊，卻仍運轉著各自的生活。每日清晨，天台上數百隻賽鴿在籠子裡咕咕啼叫，國樂團參差不齊的排練聲，每週兩次在暗巷中迴盪，街訪鄰居的叫喚聲和噼噼啪啪的麻將聲，點亮了城寨的日日夜夜。

「空間、時間、物質和社會的結構愈是有彈性和模糊，整體結構就愈穩定。」著迷於九龍城寨的香港建築師陳喜漢說。「那些建築物具有『塊莖』（Rhizome）性質，互相交錯、寄生和碰撞，由於缺乏結構化而顯得不連貫，難以辨認。」

正規建築所講究的理性秩序，幾千年源遠流長的建築思想與形式，皆不表現於九龍城寨當中：沒有連貫一致的線條，沒有精密規劃的藍圖，更沒有遵守最基本的工程學與力學原理。而這種亂無章法的土製建築，竟然發展出獨一無二的社群型態與居住機能，並持續驚人的成長，更為戰後大量湧入的難民潮提供了棲息之地。

於是，整個現代主義時期建築師都望塵莫及的烏托邦，便在九龍這塊歐亞大陸的邊境地帶誕生了。建築不再是一個被預先決定的紙上圖稿，而是能根據居住者的行為模式與日常需要有所變化，進而適應、成長茁壯，彷彿自有生命，如同美籍建築師何巽（Suenn Ho）所說：九龍城寨並非失敗的城市形式，而是理想的形式。

殖民地濫觴到罪惡之城

城寨座落於九龍半島，周圍是逐年擴張的香港填海地帶。由於緊鄰當時仍有飛機起降的啟德機場，步上天台玩耍嬉戲的孩子，經常能看見飛機低空掠過，震耳欲聾，刮起陣風，吹得晾曬的衣服款款搖擺。天台上到處插滿魚骨天線，被胡亂綁上晾衣繩，從一個屋簷攀爬到下一個屋簷，宛如蛇群；私人花園雜草叢生，因為少見的日照而顯得綠意盎然，點綴出城寨獨一無二的天台景觀。

站在城寨的制高點，可以將香港的都市變遷盡收眼底。遠方，航空母鑑停靠在燈火通明的維多利亞港，進口的大紅色雙層巴士，穿梭於熙來攘往的街頭，在二十世紀的香港現代性逐漸萌芽的同時，城寨居民拿著鑿具深入地底，用古老的挖井方法尋找水資源，彷彿與世隔絕多年。

居住在九龍城寨的人，有些是從中國輾轉逃來的難民，有些原本是城外的香港市民。他們被香港戰後迅速發展的社會和經濟遺棄在此，用一技之長的小生意，換取低廉的租金與生活條件，遙望城外經濟起飛的香港繁榮，過著截然不同的生活。令人費解的是，英國百年來將香港由一個小漁村打造成光鮮亮麗的國際都會，但又為何會放任九龍城寨如此頹敗地自生自滅？追根究底，一切禍亂的根源，必須追溯到殖民時期的屬地爭議。

十九世紀末，九龍以北的新界成為英國的租借地，而隸屬於租界內的九龍城仍歸清廷管轄，為城寨這個聚落近百年的模糊政治地位埋下伏筆。整個二十世紀，城寨經歷了大大小小的攻克、侵佔和遷徒，它的管轄權一直在中英之間搖擺不定，也成為往後惡名昭彰的「三不管地帶」：香港不能管、英國不願管、中國不敢管。

在這樣的情勢之下，九龍城寨漸漸成為許多不法之徒的安棲之地。七〇年代的城寨，處處可見布帳搭起的棚子，俗稱「棚仔」，公然販售鴉片煙、白粉和小包毒品。據傳當時城寨擁有全香港最便宜、品質最好、最純的毒品，加上在城寨限界之內，警察也不敢抓，於是年輕學子點起火苗，用錫紙燒滾海洛因，光天化日之下盡情「追龍」，在天台或暗巷中追逐飄逸的白色煙尾。

劫後餘生的毒品世界，伴隨著城寨居民茶米油鹽的日常。那些吸食過量而昏厥的人，一具一具被堆放在公廁裡，像是儲備冬季的乾糧。每隔一陣子，扛著擔架的救護人員來到這裡，帶走幾個沒有呼吸的，居民路過便側身繞過去，在這樣的環境裡，同理與同情並不是生活必需。

在港府戰後的鬆懈管治之下，妓院、賭場、鴉片煙館、脫衣舞戲院等不法場所開始大量湧現，一間比一間張狂，全都高朋滿座，就連狗肉店也不例外。每當警方入城掃蕩，犯罪者就會利用城寨蜿蜒複雜的巷弄充當天然屏障，讓掃蕩行動屢屢失敗；即便警方從現場帶回具有嫌疑的證物，它們也往往會從警局的儲物室中莫名失蹤。

一位曾在九龍值勤的警察還清楚記得某根神秘的鴉片煙管──它在一次掃蕩行動充公後，被標上證物的記號，歸檔於儲物室當中，但在後來另一次的掃蕩行動中，它又再次於城寨現身。

倘若生命只是世界的虛構

儘管城寨充斥著各種犯罪和吸毒者，這些不法之徒和尋常居民的生活卻是涇渭分明的。許多居民依稀記得孩提時期，在巷弄裡奔跑、穿越於屋頂天線之間，男孩們直接在街邊沖涼、打彈珠，以獵麻雀為樂。在他們的記憶中，城寨是個安全之地。

對於香港市民來說，他們可以把討厭的人事物放逐在城寨裡面，作為一個流放地，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城寨則是他們活著的理由、更接納了他們的餘生──當他們決心離開渺無人煙的農村，越過無數條熟悉的深水和山頭，被公安捉回關偷渡客的牢裡吃著冷飯，然後再度出征，再度被捕⋯⋯直到成功登陸的那一刻，他們一直思思念念著香港。

曾在九龍城寨裡發生的一切，雖然作惡多端，但對於那些窮困潦倒、沒有希望的人來說，這裡還有尚未消逝的意義。在違法加蓋的土地上、在沒有名字的巷弄裡，容納他們身而為人的一點點餘裕，安放一種名為日子的東西，使他們不必因為被城外的「正常生活」永遠排除，而在一望無際的追趕中也放逐了自身的時光，彷彿生命也只是被這個世界虛構出來的。

在港府與中國的秘密協商之下，九龍城寨的最終清拆決定正式公諸於世。某些香港市民在電視上得知消息後非常震驚，他們都以為城寨早已不存在；事實上，一直到巨型挖土機轟轟駛入城內，城寨居民親眼目睹每一吋水泥石塊被無情拆下時，九龍城寨依然散發著旺盛的生命力，一如當時在道途上靜坐抗議的牙醫、豬販、糕餅師傅，他們眼中的憤慨和炯炯閃爍。

戰後超過數十年無邊無際的樓宇搭建，以及城寨在人們記憶中的邪惡樣貌，隨著 1994 年拆除完工而走入歷史。原先末日般的建築聚落，被井然有序的人工草坪和植樹給取代，鋪上了灰撲撲的石階步道，原址劃入香港，隸屬九龍城區。

九龍城寨在有形的生命週期結束後，被改建成雅緻的公園，正式成為觀光走踏的遺址。不過，它的傳說將永遠留存在香港的歷史中，也留存在那些曾生活在那裡，以及為之恐懼的人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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